出院前又見發燒的W君,電腦斷層掃瞄發現腹腔內有個腫大的淋巴結,主治醫生認為是發燒的原因,必須抽膿出來化驗。
抽膿的過程,是在電腦斷層掃描室進行。放射科醫師利用電腦斷層掃描定位,把一根針從後腰戳入,卻抽不出膿液,因此改做切片。切片一部分送到細菌室進行培養,另一部分經福馬林固定後,經過病理科三天的處理,用耐酸性染色(acid-fast stain),在顯微鏡下觀察,發現有一些呈現紅色的細長菌體,判定為分支桿菌感染。
分支桿菌(Mycobateria)是一類難纏的細菌,屬於這類的各種病原中,最有名的是引起肺結核的結核菌,和引起漢生病(leprosy)的麻風桿菌。環境當中有很多其他的分支桿菌,統稱非典型分支桿菌(atypical mycobacteria) 。這些非典型分支桿菌,到處都有,連海水、溫泉中都可以找得到,不過在免疫力正常的人不會致病,只有在免疫力受損的人(例如愛滋發病者、使用免疫抑制劑者、器官移植者、糖尿病沒妥善控制者等) ,才可能引起身體疾病。
跟愛滋病最常被扯在一起的,除了結核菌,就是禽型分支桿菌(Mycobacterium avium complex,簡稱MAC),或叫鳥型分支桿菌。從1980年代愛滋發現之初伊始,MAC就跟肺囊蟲肺炎、卡波西肉瘤等,都一直並列愛滋定義疾病(AIDS defining illness)名單中,是赫赫有名的愛滋發病狀況之一。MAC之所以叫做「禽型」或「鳥型」分支桿菌,是因為這類細菌最主要的亞種是影響鳥類為主的,不太影響哺乳類,但是在免疫力很弱(CD4<50)的愛滋病人,MAC也不分鳥類人類了,長驅直入。
接獲病理報告的主治醫生,陷入長考。雖然印證自己最初的假設,可是分支桿菌有幾十種,W君的CD4還不到50顆,結核菌和禽型分支桿菌都有很高的可能性。假如等培養結果,自然就水落石出,知道是哪一種分支桿菌造成,但是分支桿菌生長緩慢,培養可能要3到6星期以上才有結果,在此之前就放著W君一直發燒不管嗎?
結核菌和禽型分支桿菌的治療藥物不同。假如狠一點,把治療兩種菌的治療藥物全部投下,則W君在雞尾酒療法的藥物和抗黴菌藥物(治療隱球菌腦膜炎)之外,會需要另外再同時服用6到7種副作用不小的抗菌藥物,姑且不論藥物間的複雜交互作用,每個藥物的副作用就常會難以招架。
如果碰碰運氣,只挑結核菌和禽型分支桿菌的其中一種投藥,猜對了沒事,萬一猜錯了,沒選到的那個分支桿菌可能會對已給的藥物產生抗藥性,讓治療變得更棘手。
攻守之間,有得有失。究竟是狠下絕招、兩菌通殺? 或是來場豪賭、二中選一? 還是乾脆無為而治、靜觀其變? 沒有人知道標準答案,醫療的不少時刻,是沒有標準答案的。只能根據已知情形,在眾多未知中作出判斷和選擇。會不會「一子錯、滿盤皆輸?」這是每個行醫者,每天都在天人交戰的問題。期待更多的研究,能讓醫療難題逐一消滅。
在W君的案例中,主治醫生選擇了「以退為進」。他留著W君繼續住院服用雞尾酒療法和抗黴菌藥物,小心觀察每天的發燒情形和身體變化,除非逼不得已,在培養結果出爐前暫不給予治療任一分支桿菌的藥物。這當然是冒著讓分支桿菌感染走下坡的風險,但是主治醫生評估認為HIV病毒已獲控制,分支桿菌不至於惡化太多,如果亂槍打鳥式的眾藥其給,反而平添副作用的困擾。
就這樣W君每天反覆發燒著,在病房又住了一個月。雖然發燒沒退,精神卻越來越好,體重也逐漸上升。抽血追蹤CD4從原先的7顆/µL上升到22顆/µL,病毒量從原先的680,000 copies/mL降低到12,000 copies/mL。終於培養報告出爐,確定是禽型分支桿菌(MAC),主治醫生給予治療MAC的口服藥物共3種,發燒逐漸好轉。又過了一個星期,在住院剛好滿3個月時,W君順利出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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歲月流轉,經過三年,W君的CD4已經回升到270顆/µL,病毒量始終測不到。抗黴菌藥物和抗MAC的藥物都早已中止,只剩原先的克為滋和希寧。某次回診時,W君看見主治醫生身旁有張似曾相識的臉孔,細看白袍上的姓名,想起是當年病房遇過的楊格醫生。
原來,楊格已從當時的T大醫院第一年住院醫生,成為感染科的總醫師了。來不及跟楊格打招呼,他已接起手機。「喂,我是楊格醫生。喔,是急診。你們有個24歲男性病人,發燒和頭痛,懷疑隱球菌腦膜炎。好,我現在就過去看。」他欠了欠身跟主治醫生說了幾句話,疾步在T大醫院的走道向急診暫留區前進。
主治醫生跟W君微笑著說:「隱球菌腦膜炎,不是只有你才會得。」他又補了一句:「住院醫生,不是永遠都是住院醫生。」
不論是世紀末或世紀初,折翼的天使不曾減少,我們跟狂妄病毒的戰爭只有一直下去。
20歲、30歲、40歲。上一代、這一代、下一代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