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1–2003--搶救非洲

2001年是愛滋20週年紀念。估計在那20年當中，全球先後有6千萬人感染HIV，2千2百萬人因愛滋死亡。後面這個數字剛好等於當時全台灣的人口。攤開世界地圖，非洲已是愛滋的紅色警報區。

同時期，世界銀行的報告指出，部分非洲國家 (例如烏干達和馬拉威) 的教師，HIV帶原率高達三分之一，教師凋零的速度之快，教育系統瀕臨崩解。許多父母因愛滋雙亡，小孩成為孤兒，則成為社會結構的重大危機。估計當時全球有1300萬名兒童因父母死於愛滋而成為孤兒，壯年人口比例的銳減，讓非洲國家的國民平均壽命縮短到只剩40–50歲，年長的兒童和青少年被迫承擔父母的角色以照顧弟妹，童工、青少年犯罪或性交易等問題，層出不窮。

明明已經有藥可醫的愛滋，卻讓非洲面臨家庭破碎、社會崩壞、人口減少，幾乎亡國的慘境。

非洲國家沒錢買藥的困境，竟然是由印度先幫忙解決的。印度的藥廠Cipla從2001年開始生產學名藥，同樣是雞尾酒療法，售價只有歐美的十分之一不到，以每天1美金的價格提供給無國界組織 (MSF) 等非政府組織用於在非洲進行愛滋治療計畫。南非因強制降低藥價，與39家藥廠對簿公堂，最後以藥廠撤回告訴結尾。巴西決定立法縮短藥品專利期，引發美國政府抗議。這一連串的舉動，代表人命關天，資源不足的國家再也無法容忍，必須各顯神通，想盡辦法讓HIV藥物漂洋過海來拯救國民。同年底世界貿易組織 (WTO) 部長會議終於通過提案，讓開發中國家能規避藥品專利限制，較容易在國內授權製造HIV藥物。

便宜的藥還是要花錢買。2001年4月，聯合國秘書長安南 (Kofi Annan) 在非洲高峰會上開始呼籲全球以現有10倍經費投入非洲愛滋治療，也就是每年增加為70–100億美金。錢從哪裡來？自然是已開發國家。在當年的G8高峰會上，安南發表了動人的演說：「在對抗愛滋的行動中，無論已開發或開發中國家，無論貧窮或富裕，不分界線、威脅全人類的愛滋，才是我們共同的敵人。」

雖然安南呼籲投入百億美金，當年「全球對抗愛滋基金」正式成立時，各國總共只捐助了16億，其中吝嗇的美國只捐了2億。先進國家對於在非洲進行愛滋治療仍有許多顧慮，擔心會製造出大規模的抗藥性問題。落後國家質疑此計畫是否能長久延續，否則基金用完之時就是病人絕命之日。無論如何，在安南的斡旋下，189個國家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共同簽署了「愛滋承諾宣言」(Declaration of Commitment on HIV and AIDS) ，宣示2010年前讓全球年青人 (15到24歲) HIV盛行率減少25%。

有了廉價藥物和援助經費，非洲總算能夠著手籌畫愛滋治療。WHO制定了開發中國家愛滋治療指引，並且將12種HIV藥物列入必須藥物清單 (Essential drug list)，讓各國得以據此購買到廉價的HIV藥物。醫護人員和社區工作者紛紛接受教育訓練課程，認識林林總總的愛滋藥物和相關檢驗。2002年，產鑽石的波札那 (Botswana)成為第一個由政府提供愛滋治療的非洲國家，但大部份的非洲國家，治療計畫仍只是紙上談兵，申請基金的審查程序冗長，2002年底才首度撥放100萬美金，要等到2003年夏天之後，經費大筆釋出，雞尾酒療法才逐漸進入叢林和村莊。2003年1月，美國布希總統另以15億美金成立了愛滋緊急紓困基金PEPFAR援助開發中國家。有了更多資源投入，WHO發出豪語，預定在2005年底讓開發中國家接受愛滋治療的人數達到3百萬人。這就是所謂的「3 by 5」目標。

當愛滋能夠被治療，更多人願意出來接受檢驗，這時面對的便是HIV陽性帶來的種種後果。安南重提「沉默=死亡」(Silence=Death) 的舊口號，呼籲各國致力消除愛滋帶來的歧視和烙印。2002年9月，南非的兒童節目「芝麻街」首度加入了HIV陽性的卡通玩偶Kami。這個名字在南非土語的意思是「接納」。當其他玩偶熱情歡迎Kami的加入時，電視機前的小朋友是否會有樣學樣，接納HIV陽性的同學和朋友？是否學會跟感染者擁抱玩耍是完全ok的？是否能讓感染者不再被羞辱或孤立？

卡通裡美好的世界，有朝一日，能否在非洲，或是地球任何角落，獲得實現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