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6–2000--雞尾酒療法時代來臨

1995年8月，紐約大學醫學院的何大一博士在知名的「新英格蘭醫學期刊」首次提出「Hit early, hit hard」的治療觀念，認為在HIV感染早期就使用多重藥物合併治療，有可能治癒HIV感染。由於結合多重藥物治療，和調配雞尾酒的概念近似，後來就被暱稱為「雞尾酒療法」。

雞尾酒療法的新觀念，美國醫界躍躍欲試，許多病人在HIV診斷不久，CD4還很高的時候，就被建議開始服用多種藥物。1996年到2000年之間，又有不少新藥上市，包括1996年的nevirapine (衛滋)，1997年的Combivir (卡貝滋) ，1998年的efavirenz (希寧)和abacavir (濟而剛)，及2000年的Kaletra (快利佳) ，還有若干種蛋白酶抑制劑。醫生嘗試各種排列組合，希望找出最適當的治療處方。在那個時代，患者為了治癒的希望，常常每天服用總計20多顆的多種藥物，被各式各樣的副作用弄得生不如死。所謂「前人種樹，後人乘涼」，經過那幾年的臨床使用經驗，醫界才總算對HIV的治療有了比較完整的共識：

1. 多重藥物治療是有用的。能有效壓制病毒，提升免疫力，大幅降低發病和死亡率。似乎沒有那種組合的效果遠勝於其他組合，所以選擇時主要看嚴重副作用是否常見，和服用是否方便性。讀者可以看到當年上市的藥物，現在很多都還是第一線治療的主力。

2. 早期治療弊多於利。提早吃藥就要提早承擔副作用，增加藥費支出，在CD4降到一定值前再開始治療即可。這個「一定值」是多少? 成為後來10年臨床研究的重點。

3. 治癒目標仍無法達成。不管雞尾酒療法使用多久，只要停藥，HIV就會死灰復燃。患者必須終身服用雞尾酒療法，這成為身體、心理和經濟上長期的負擔。

4. 服藥不規則容易出現抗藥性。抗藥性可能株連九族，導致同一類別所有藥物都不能使用。在20世紀末HIV治療藥物只有三大類，患者一旦出現抗藥性，就面臨無藥可醫的困境。

5. 特殊的副作用。例如脂肪移位和脂肪萎縮，為愛滋患者帶來外觀上的困擾，甚至被明眼人辨識出正在服用雞尾酒療法。這種「必要之惡」成為愛滋患者跟死神作戰被迫付出的代價。

在那個年代裡，因為雞尾酒療法的使用，美國愛滋死亡人數逐年銳減。治療HIV的醫生發現自己不只是把患者推進太平間的中繼站，許多愛滋發病者能夠順利出院在門診追蹤。局勢開始扭轉。推陳出新的藥物，不斷增加的病患，讓HIV的醫療照顧逐漸形成獨門專業。必須終身服藥的患者，成為醫院鐵忠的長期客源，許多醫院開始重視HIV專科，在這塊醫療新天地角逐一席之地。

但是美國以外呢? 不平等開始顯現。HIV把地球分成兩個世界：有能力提供雞尾酒療法的國家，和無力提供雞尾酒療法的國家。假如居住在前者，HIV感染者可以接受治療繼續存活，假如居住在後者，HIV感染者只能等死。雖然科學家已經發現孕婦短期使用AZT和衛滋就能降低垂直感染，大多數非洲和亞洲的國家卻連AZT和衛滋都買不起。

南非算是非洲富有的國家，1990年代解族種族隔離政策並舉辦總統大選，社會仍處於動盪不安，HIV已經無聲無息在奪走年青人和小孩的性命。當時南非的成人HIV帶原率是30%，來自歐美的HIV藥物卻仍屬於少數有錢人的專利，形成社會上嚴重的差別待遇，有錢好活命，沒錢下地獄。1999年起，南非陸續傳出女童遭強暴，原因是村里傳言愛滋可透過與處女發生性行為治癒，導致HIV感染者鋌而走險，強暴案不斷。雖然南非政府強制立法讓本地製藥業可生產外國專利期尚未屆滿的HIV藥物，藥物供應仍然是杯水車薪。

無力挽救國民的南非總統Mbeki，不知道是哪根筋不對，還是大智若愚，竟然在2000年，利用首度在南非召開的國際愛滋大會，以地主國身份在大會公開宣稱：「HIV不是導致愛滋的原因」，認為愛滋是因為貧窮、營養不良、水污染等原因造成的。這立刻讓全球譁然，不過也突顯出南非的悲哀，要用這種手段來愚弄國民，掩飾政府在愛滋治療對策上的無能。Mbeki在同年10月宣布收回那些言語。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Mbeki讓國際社會警覺到，非洲的愛滋問題要靠非洲各國政府自行解決，無疑是緣木求魚，促成了歐美國家和世界衛生組織齊心介入，讓雞尾酒療法後來終於得以廉價進入非洲挽救無數生命。回頭來看，也許要感謝Mbeki那一席無厘頭的致詞！

世紀之交的千禧年，中國、俄國的愛滋疫情浮上檯面，集中在靜脈藥癮者，中國還有許多因輸血感染HIV的案例。延燒全球的HIV病毒，終於將在21世紀初，成為世界各國團結對抗的作戰目標。